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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到古代当名士 上(11)

作者:五色龙章 时间:2019-08-03 17:47 标签:种田文 美食 穿越时空 科举

  破题须写得精悍而短,其中有未说透的地方,就要靠下面的承题来阐发。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到承题部分就可抓住破题中一二关键字眼,将重心转到自己要详说之处,借经典中的文字发自己的心曲。
  这一题他要写的是礼治。
  周公制周礼,以礼治天下,这是孔子以至世代士大夫所尊崇追求的理想。题目让写周公追文武之德,祭先公以礼,推其礼仪被天下,不从“礼治”下手,还要往哪儿写?
  宋时提笔在青石砚中沾了些墨水,在墨池边舔了舔笔,不加思索地写下承题:“夫先公非天子也,而祀以其礼,亦犹追王意耳。由是推以及于天下,乃善成文武之德者乎?”
  题目已破、局面已开、主旨已定,剩下的便是阐发议论,借圣人的词写自己的私货了。宋时先借用《礼记》对“礼”的定义起讲,再分四扇八股,正反论证礼如何成治:
  礼从义起,大王与王季之前的周朝祖先按世间之通行之义不能追封王号;但礼又缘情生,武王与周公思慕先祖,因情而使其享帝王祭祀之礼。礼缘情、缘义而制,而依礼祭祀先祖又能成全祭祀者对祖先的情义——即孝悌之德。
  周天子以天子之礼祭祀先祖,而诸侯、士大夫与百姓自然效法天子,依各自身份祭祀先祖。由此自然可使爱敬之情各尽于尊亲,孝悌之德广布于天下,由此而使天下大治。
  最后再呼应开头,做个精悍有力的大结……
  “非圣人之缘情制礼,其孰能之!”
  虽然古代人写文章不能写感叹号,宋时还是拿出写感叹号的力气,重重地拖长了“之”字最后一笔。
  他这些年背着人偷偷抄论文、写论文的工夫都不是白花的,写字比一般人速度快得多,一篇《四书》题写完,大约也就花了一节课的工夫,只要再改改需要避讳、顶格的地方,就可以抄到卷纸上了。
  他仔细看了一遍,在要顶格的地方前面加上分段符,该空一格的就再加个小方块,有错字的也圈出来在旁边改写正确……省得抄写时有错眼放过的,回头要在卷面上改,就要扣卷面分了。
  改完之后倒不急着抄,要得趁早上精神最好的时段把《春秋》题作出来,到时若有时间,还可以再把文章重修一下。
  他把那摞草稿放在桌角上,正要拿张纸盖上,空中却有一片衣袖拂来,把他的手拂开。宋时心头猛跳了几下,才发现监场的方提学从后面遛达过来了,就像每个监考老师一样,默不作声地从背后盯着学生的动静。
  他方才……没左顾右盼吧?
  方提学正垂头翻他的卷子,宋时也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夹紧肩臂,给提学大人让出看卷子的空档。他自己把稿纸对折叠起,铺在胸前小小的一片桌面上,对着《春秋》题中“宋伐郳”“齐伐楚”两句话做阅读理解。
  《春秋》的本质毕竟是一本史书,大义微言都靠史家曲笔。后世研究者就得从细微的称呼、写法中理解出当时史官的褒贬之意,然后再从经中对人、对事褒贬中体会《春秋》传达的大义。
  因为这种抠字眼的阅读理解太难做,单给一句话作题目还容易写歪方向,所以《春秋》题都是从不同章中选出两句内容有相关人物或事件的句子凑成一道题目,好作对比分析。这种作法看似和四书小题中的截搭题差不多,实则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作“春秋合题”,不只童生试这么考,一直考到会试也是这样。
  在宋时来说,《春秋》其实倒比《四书》好考。
  当年他因为专业不好找工作,差点想出国读酒店管理,还考了一阵子GMAT,长难句阅读都是一本一本地做。那一篇阅读理解有好几个生词不认得的外语阅读都做了,每个字都认得的古文阅读还能做不出?
  《春秋》学起来麻烦,掌握那些史官的惯用语之后就找着规律了。两句话对比分析,找出史家为何褒为何贬,想法延伸到微言背后蕴含的大义——
  春秋这本书的中心就是尊王道、讨乱贼以戒后世,照准这点写保证思想合格。
  按周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周天子才能节制诸侯之兵而征伐讨逆,原题中宋伐郳、齐伐楚都是僭天子之权威的逆行,不合自己的身份,春秋对它们的行为肯定是批判的,他们做考题的人自然也要批判!
  ——当然,经义题和四书题的作法一样,破题还是要把原题中诸侯的说法改一改,不能重复。
  那么破题就是……
  他精神专注起来,也忘了身边正翻着卷子的方提学,提笔凝神,流水价写下了一句堂皇正大的破题:“春秋两纪兵事:有序外君主兵而见其罪;有序伯主专征而见其罪!”
  这两次纪录兵事,一是宋公带兵讨伐郳国,一是齐桓公带兵伐讨楚国,《春秋》记录中都用曲笔点出了他们的罪责。因齐桓公在十五年春诸侯会盟中已成霸主,所以在破题中特以“伯主”——也就是霸主——指代其身份。
  诸侯不得私自用兵,霸主不得专权征伐,宋伐郳与齐伐楚两事都是不敬周天子之罪,《春秋》岂能讳言其罪?
  作者有话要说:  考题一是钦定四书文校注中选的,清代张江 作
  考题二是明代进士登科录第十二本里的  作者 林贞相
  春秋合题参考 《论截搭题》 李光摩
  春秋大义 参考清皮瑞锡 《经学通论》


第12章
  虽然宋、齐两国都有不奉天子之命,擅自举兵讨伐诸侯之罪,但题目将两战并列,让考生以这两段为题,肯定不是简单的让人一同批判。读题的时候要先仔细体味题中两段文字,两段文字中的主语是有微妙差别的。
  ——《春秋》按对人物的称呼用词不同,显示出史官对他们的尊重等级不同。如称某国人低于称名,称名又低于称字,称字低于称官职……
  主语的差别也就体现了史家褒贬之意。
  宋伐郳一段中对宋桓公所联合的诸侯大军的称法是“人”,如“宋人”“齐人”“邾人”;而在齐伐楚一段中,对诸侯的称呼是“齐公”“陈侯”“曹伯”“许男”一类。
  这个小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前者指代大军,后者指代会盟的公侯,而是表现了史官对这两场征伐的主持者评价的差异:按《左传》中,齐桓公讨伐楚国中途,停留在陉亭,向楚臣宣告的讨伐理由即是楚国不为周王朝上贡苞茅,影响了天子祭祖。祭祀是国家大事,齐桓公为朝贡、祭祀事讨伐楚国,虽然未奉天子之令,却也有尊重周天子权威的意思。
  故而史官记录这段史实时,在诸侯的称呼上就依公侯原本身份来,而不像对宋公那段一样以“宋人”相称。
  这个阅读理解做不到位,写桓公的那两扇议论里就有一半要跑偏了。
  《春秋》虽是史书,但孔子编《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成书后存留的史料都是为了体现“尊王道、讨不臣”这个思想的。所以作文的时候不光要斥住宋、齐两国诸侯之罪,还须要结合左传内容,褒扬一下齐桓公在讨伐楚国中表现出的尊王的态度——
  宋时写文写多了,思考速度极快,脑中想着后面的,笔下先依承题发挥,作出起讲:周以天子一人莅万邦,以万邦而奉天子,征伐只能操于天子之手,岂有诸侯自己率兵讨伐同为天子诸侯之国的?岂有诸侯之长不受天子明命,以霸主身份驱役各国兵力的?
  发凡之后,便按原题中宋、齐两国之事,分四扇八股论句激情评论:
  先斥宋桓公威福自便,不受命而伐郳之罪,指出其应当承先公之命而尊王室、守臣节;后斥齐桓公为成就霸图,擅天子之权,节制诸侯伐讨伐外夷之地的楚国。写到文章结穴——也就是八比中最后的束二比时,还得特别赞扬一下齐恒公关心王室祭祀,是一片拳拳尊王之心。
  文末大结仍是呼应开头,点出春秋大义——也就是尊王。若诸侯都能尊王令,征伐皆自天子一人出,天下自然大定。
  明尊王、讨不臣之义,使后世乱臣贼子不得不有所畏惧。
  “此《春秋》所以经世也。”
  他写到这一句时,也从胸中轻轻吐了口气。
  不是因为文章写完了而松一口气,而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时,思路不由自主地偏向了新从晋江网下载的明清《春秋》学理论。
  郑朝学术延续宋朝,《春秋》重《胡氏传》,而胡安国是二程门下私淑弟子,胡传中常以义理解《春秋》,尊王攘夷的思想极为强烈,而且特别重视以“天理人欲”解释文中写法、称呼的细微差别。
  而在他那个世界,到明朝后期,学者渐渐感觉到《胡氏传》对思想的束缚,以及义理解经中强辞夺理的地方,开始回头研究汉代经学,重视考据而轻义理。发展到清朝,就基本抛弃宋代的义理解释,兴起注重考证的朴学。
  他看了两篇明清《春秋》学论文,就已经不自觉受了诱导,这篇文章里竟没提一笔“宋人”与“桓公”这两个称呼背后所藏的天理,写到齐伐楚也没提一笔胡氏最爱论的“攘夷”。
  偏偏他写完也不后悔,再看几遍这篇只列举经传内容为论据、半点不涉及理学的文章,都觉着不能删改。
  说是一字不易也太夸张,可这篇文章里实在没有容得下“天理人欲”之论的地方了。
  他又吐了口气,提起笔来改格式、挑错字,决定一字不改地把它交上去——管他这回考得过考不过,反正他是保送生!与其把这篇文章修改成他自己也不能满意的模样,还不如就按着自己的本意来,让方提学这样的大家看看他的文章可行不可行。
  他把草稿改好,拿出稿纸来抄写,才想起刚才方提学在旁边看他的四书文,猛地抬了一下头。这一下正好看见方大人坐在堂上,精光四射的双眼正盯着他们这些考生,蓦地与他目光相撞,忙又低下头,仔细誊稿。
  两篇文章抄完,也还没到中午。不过他没什么要改的,这场内也不是呆着舒服的地方,索性还是先走了的好。
  他把卷子收起来,便到堂前送给收卷官。
  院试的卷子也要糊名,以防作弊,却只糊名不誊抄,而且提前交卷的考生,提学一眼就看见人了,这道糊名手续也几乎等于无。
  宋时上前交卷子,方提学招了招手叫他过去,要给他做个面试——一般来说都是第一场考试后转天再面试,不过他交卷子交得太早,龙门还没开,这工夫也是白在门边等着,方大人索性就想多考他些东西。
  文章都交到试卷官手里了,不必再考什么,方提学于是问他:“你可会作诗么?本官倒要考考你的诗才,你可敢当面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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